中共冀南三地委《人山报》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冀南的第一张地委机关报。其连续办报时间之长，发刊之多、影响之大是抗战时期我党地方报之最，其成员是后来《冀南日报》、《河北日报》的一支办报主力。

一、创刊前后《人山报》
创刊于1941年3月8日，筹备工作是从1940年开始的。是时，抗战形势严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愈演愈烈，日寇疯狂扫荡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灾难。敌人不仅盘踞着县以上城市，连农村人口较集中的集镇都有碉堡和据点。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战和唤起民众揭露打击敌人，根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的“人山思想”（即发动人山人海，进行全面抗战），地委决定创办冀南首家地委机关报——《人山报》。从延安到冀南开展工作的原八路军总政记者团第五记者组组长、一一五师教育股长胡林畇接受了这个任务，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考察和筹备工作。位于曲周、馆陶、邱县、广平等四县交界处的沙窝地带是我抗日政府开辟较早的根据地（实际只有二十多个村庄，多属曲周六区），民心较稳定，不少抗日机关在此活动，三分区和地委专署领导人常在此召开重要会议，胡林畇初来时为隐藏身份仅在曲周县文教科挂了科员的虚衔，在军分区和专署文救会协助下，曾编印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的《扩补通讯》（取义为扩大和补充八路军、游击队），共发十八期，每期千余份，称之为《人山报》的前身。但一直是流动作战，无固定地址。

1940年10月，胡林畇被任命为《人山报》社长。在招兵买马的同时，对社址问题进行了考察。曲周、馆陶等县交界（老沙河以东）的沙窝地带是各级公认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曹庄村，抗战初受日伪危害严重，民众抗战情绪很高；同时，六区区长范叶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又特别推荐了朱俊士的家庭。年近五旬的朱俊士不仅是本村朱氏大家族的族长，而且是当地很有影响的进步名人，有文化，会武术,擅于抱打不平和交友，有民族正义感。抗战初，土匪汉奸猖獗，朱俊士曾只身游说八村民众举起大刀、长矛和土枪进行万人联防，有效地抵制了大土匪汉奸王来贤、李二虎、吴作修的烧杀抢掠，群众威望很高。八路军一到，他又带头把农民自卫武装交给抗日政府，被编为抗日八大队（营级编制），成了我党在这一带创建的一支最早的抗日武装。其子朱力航1938年参加革命，结交了一些有民族大义的同学好友如范叶萍、申玉卿（曾任省公安厅长）、王荣卿（曾任国务院司长）等，因而，抗战一开始朱俊士家便成了坚强的抗日堡垒户。当时的模范县长郭企之对朱俊士带领全家亲友积极为抗日作贡献的行动很赞赏。曾多次拜访并亲自主持让县秘书、行政科长胡易之（曾任国务院司长）同其子朱力航结拜。而地委领导人李福祥常年把其父送此避难。军分区锄奸科和县武装负责人申玉卿也都以此为“定点单位”。八路军路经停住的领导干部（如宋任穷、陈再道等）和伤病员更是不可胜数。常把家前后院和亲友都发动起来。尤其是使胡林畇感兴趣的还有两点：一、交给报社使用的一个秘密地下印刷点（石印机）就在朱俊士东院枣树园的地窖里。二、朱力航也调报社工作，社址于此，岂不成了以社为家。对掩护和保密更有利。于是，胡林畇拍板而定。社址定曹庄后，胡林畇 常住在朱俊士家。为隐藏又在朱俊士西院挖了地窖，就是在一个七八尺深的长方形土洞上棚秫秸，再用麦秸泥抹平。在坑角上留一出口，下面放个破耙做梯子上下，出口处扣个破锅。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十足的储存萝卜、白菜的菜窖。在里边编稿和写报时就点上棉油灯。虽条件简陋，但相对安全一些。最初的《人山报》就是在地窖中编印出来的。史建民在回忆中提出的“雪花飘飘从天降,窖子里边办报忙”就是描写编办人员在天寒地冻时，仍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不畏虫蛇骚扰和敌人猖狂，为民族抗战日日夜夜地辛苦工作着。为了安全和应付不利环境，朱俊士又帮助报社在家周围和村内外联系了多处落脚点和“关系户”，从而使报社人员在敌人的多次扫荡中得以灵活转移。

1941年3月8日，《人山报》正式创刊，由地委宣传部长杨易辰（曾任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具体领导，刊头由三专署专员孟夫唐（曾任湖南省副省长）题写。初期人员，除胡林畇外，还有张大伟（负责通联，后任通联科长，曾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朱力航（任通联、记者等工作）史建民（负责总务，后任管理科长）、李书田等（按：报社初期人员紧缺，手续不全、不稳定，人员来去匆匆。能坚持下来的人员除胡林畇外，只有张大伟、朱力航、史建民三人。此年秋，原抄写员李书田离去）。1942年开始，日寇愈加猖狂，为加强《人山报》的力量，春，调曲周县文教科长刘艺亭到报编部，胡林畇任社长兼总编。秋，部队、分区、地直机关及冀南区领导纷纷派遣干部充实《人山报》。

一二九师新八旅政治部翟向东等陆续来到报社，翟向东任总编辑，胡林畇任社长。李晓南任编辑科长，苗青任缮写科长，柏宏文（曾任新华社部主任）、牛林荣（曾任河南省教委主任、省人大副主任）、李怀(曾任陕西某兵工厂厂长、书记)、郝朝江等分别到报社担任编辑、刻板和印刷发行工作。同时，军分区为报社配置了电台 ，可直接接受延安电讯。冀南区党政领导人王任重亲自在新华分社选派刘盾、胡存夫到报社创建新闻台。陆续到电台工作的还有赵海生（曾任西南军代处主任，师级）、李树森、苏传兴、赵祥荃等，报社收起了笨重的石印机，以一台轻便的油印机取而代之，从而印报改油印。次年，报纸发刊也由五天一期改为隔日版或三天一期，四天两版或三版或四版油印报，每期500—700份（1945年初再改为石印）。这时报社的人越来越多，老房东朱俊士等配合报社通过亲友和可靠户，把一些同志和部门分散到邻近的村庄，编辑部就常驻军寨村，印报也换了好几个地方，这样既减少了目标又便于同敌人周旋。《人山报》的同志先后活动在四县交界地带的二十多个村庄，在人民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

二、为抗战而呐喊 功绩显著
随着办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山报》的宣传和舆论号召力越来越大。并及时、不断地把斗争胜利的喜讯传给人民，如《杨大路展开地雷战，敌伪触雷尸横飞》、《1945年的头一炮》、《我分区子弟兵发动战役攻势，打掉杨桥、海子、万堤敌据点》、《我分区子弟兵精锐攻克刘营伪据点——活捉袁老粗子百八十人》、《漂亮的伏击——我军打垮抢粮敌》、《曲周反围击大胜》,我八旅二十二团粉碎敌人“铁壁合围”的《吕洞固战斗》及《大破大名府》等文章。一些综合性的报道，如《三军分区司令部公布四四年全年辉煌战果》一文指出：战斗358次，攻克与迫退敌伪据点、碉堡52个，毙伤俘敌2428名。既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人民。一位领导人回忆说：“当时我们地方部队很少看到报纸，而《人山报》却是领导们时时珍藏的读物，行军打仗时报不离身。读报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人山报》报道的那些杀敌英雄，地雷大王、武工队员、民兵英雄等一直是有志青年向往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如张新春、金从山、韩朝举、王思龄、刘书明、赵贵山等英模人物的事迹通过报纸在人们中传颂着。刘亦耕在《人山报》上发表的《马功岑传》，通过永肥县长马功岑为抗战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激励着邯郸广大抗日干部和抗战军民为驱除日寇而英勇奋战。同时，随着《人山报》的一再宣传和报道，全区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的典型数不胜数。如《本区各地青年纷纷参军》、《馆陶参军轰轰烈烈》等通讯就是报道这方面盛况的；《良母送儿上战场，贤妻送郎打东洋》在全国也引起了轰动。

同时《人山报》宣传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三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更使敌伪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是时，《人山报》又紧密结合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和三分区对敌人的猛烈打击不断展开,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首先是及时揭露敌人的罪恶，如《揭露敌伪的残暴——大魏两县人民负担奇重》、《大馆广边沿村老百姓粮食被抢光》、《鸡永魏敌疯狂抢抓——沦陷区人民痛苦万分》、《曲周槐桥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鸡泽国特勾结敌伪煽动会道门叛乱，残杀抗日干部》等。并针对“曲线救国”论的反动观点，报社发表了地委书记李福祥化名撰写的《曲线救国论的下场》等文章，批判了各种反动的汉奸论调，指出了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两条不同道路。还发表了不少对伪军、伪组织、记黑点、红点和对顽固分子惩处的报道，如《大洋马、二黑心的罪单》、《南馆陶人民起来斗争大洋马、二黑心》、《钻到钉子里捉汉奸——邯郸锄奸小组活跃》等，并警告他们要少办坏事多积德,要立功赎罪。如《大北汪十一名伪军携枪反正》、《曲陌伪军全部反正》等报道就是用事实给那些心神不定的伪军指出了效仿途径和光明之路。不少伪军看到宣传后，暗中纷纷传播。有的则暗中直接同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联系，甚至有些伪军反正时还带着刊登记黑点、红点和号召他们立功赎罪的《人山报》。他们把《人山报》看成是八路军、共产党发出的金玉之言和证据，通讯《伪军都在找出路》就是这方面的报道。永年县的交通员杨允谦曾把《人山报》有关文章翻印了几十份送给伪军家属，作为教育他们的材料。当占据双陵村一带的灰色武装头子杨尚世看到这些文章后，深受教育和启发，逐步同抗日政府接触，后来带着队伍反正，接受了我军改编。

三、抗日军民同舟共济，挖洞、渡荒，一致对敌   
党和人民把《人山报》看成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利思想武器，而日本侵略者和顽固势力却把报社视为眼中钉。他们经常不断地派汉奸探窥报社人员的行踪。为此，军分区派出武工队保护，常年在曹庄至侯村一带巡视，而军分区锄奸科则直接派人坐阵保护。一个又一个的汉奸特务被铲除。使那些靠消灭《人山报》升官发财的伪军头子心惊胆战。如八路军武工队长杜恒绪率奇兵深入侯村据点击毙大汉奸罗八和击伤吓跑了伪军队长刘健民。据杜恒绪回忆说：“当时孔副司令（孔庆德，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和王主任（王幼平，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军分区和一二九师新八旅给我布置保护《人山报》任务时，孔副司令严厉地说：“要是《人山报》被敌人破坏，我杀你头。”王主任接着说：“共产党员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嘛！”从而在领导的支持下，“杜大个子”的名号威震敌胆。但在敌人的攻势和一个接一个的大扫荡中，报社一直是敌人消灭的主要目标，始终处于危险中。因此，报社人员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不仅每人练就了一副专门“跑敌情”的飞毛腿和夜光眼，竟能在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在重重包围中穿梭自如。危急时，他们常常几顿不吃饭，睡在庄稼地，坟场和坑壕里。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报社的人员也多次化险为夷。如一次反扫荡中，朱力航带着报社的五名同志和军分区锄奸干事，在敌人的追击下，通过重重包围，闯进了被敌人称为“模范村”的岳父村中。其岳父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在敌人的眼皮下把他们掩护了三天三夜，直至大扫荡结束。《人山报》为人民抗战呐喊，人民把报社人员看成是自己的贴心人。革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亲如一家人，鱼水不能分。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残酷，报社已很难在地面上存在。为此，领导决定开挖能藏人储物，又能进行工作的规模较大的地洞（即地道）。但因当地的沙质土壤，时间长容易塌陷，地面上的建筑也会受到损失，为此，胡林畇首先征求房东朱俊士对挖洞的意见，朱俊士却慷慨地说：“为了打日本，受点损失有啥？地皮下的权力全归你，房子出了事不用你管。”（按：抗战胜利后，地洞果然坍塌，地面房屋受损，当政府派人上门要赔偿损失时，朱俊士分文未取）。这样，经过一番筹划后，大规模挖洞就开始了，除留少数女同志在地面干活外，胡林畇、翟向东亲自带领全体男同志分别到曹庄、军寨等几处挖地道。他们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没明没夜地摸着掏土、出来时汗水和黄土糊满了全身，有的连眉眼也分不清，人们称他们是“土地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一条条错纵交织的地下工程相继告捷，在报社的带动下，邻近的抗日机关和许多群众也纷纷投入这场地下战斗，以至后来发展到户连户，村连村，在这一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道网，人们利用地道同敌人进行斗争和周旋。曹庄群众冒死保护报社人员,翟向东带编辑部在军寨地洞坚持斗争两昼夜的事迹曾被人广为传颂。社址以朱俊士家为中心的保密地道一直被完好地保护到抗战胜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夏，在抗战环境最艰苦的时候，报社创办了《草芽》试看本，为64开本，油印，套色封面。由翟向东、刘亦耕等带头带动大家写稿，并结合收集当时的进步佳作，由刘亦耕负责编辑成册，再由报社刻版高手苗青刻写出具有文艺吸引力的漂亮字体。至秋末停刊，虽历时不足半年。出几期和有哪些具体内容，随着日月的推移，人们已记不很清了，但它的基本思想，基本面目和历史作用却永远不能忘记。它以文艺形式呼唤着抗战，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罪恶，憧憬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在极其艰苦和困难中看到了胜利的前景。创刊号中翟向东写的《冬天里的春天》一诗从题目上就使人感到时代的气息和抗战必胜的主题。李犁的《边缘上》，刘亦耕的《自由》、柏宏文的《一段记忆》等都是受人欢迎的佳作。《草芽》虽发刊不多，范围不大，数量有限，但这种以诗歌为内容的文艺刊物在冀南诗作并不繁荣的历史时期，更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